关公文化与荆州古城风貌对比「关公文化与荆州古城风貌」

关公文化与荆州的历史渊源颇深

荆州是关公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关公崇拜、关公信仰诞生的摇篮。

关公崇拜起源于荆州,也寄寓着荆州人民对关公的特殊感情。

关公镇守荆州,前后有十年之久。史书《三国志》记载,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时,“先主(刘备)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

关公镇守荆州时,正是曹、刘、孙三家政治集团争斗激烈、三分鼎足之势正式形成之际。

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地区,是曹、刘、孙三家政治集团的交集地,用兵之所。

关公领导荆州军政要务期间,励精图治,政通人和,军民上下同心,百姓安居乐业,荆州经济、防务、人口等各项事务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三国志陆逊传》中记载,“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

正是因为有了关公镇守荆州上的成功,才能够为刘备西取益州、攻占汉中,建立蜀汉政权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

关公守荆州推行仁治、德治,其忠义信勇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后人的敬仰、推崇,在荆州留下了许多纪念性遗迹和传说性遗迹,为关公文化、关公崇拜、关公信仰的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人文基础。

荆州人爱听三国故事,爱讲三国人物,尤其推崇关公的忠义精神,有着浓厚的关公崇拜情结。

《中庸》说:“事死如生,事亡如存”。

关公大义归天后,荆州民间即年年为关公扫祭,所谓“邦人墓祭,岁以为常。”明代湖广按察使《义勇武安王墓记》称:“邑人祠而祀之,创而随废者,不知凡几。”

宋高宗绍兴年间,陈渊在其《默堂集》中记载:“臣尝游荆州,见荆人所以事关羽者,家置一祠,虽父子兄弟室中之语,度非(关)羽之所欲,则必戒以勿言,唯恐关羽之知之也。”

说明了关公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大义归天后,荆州百姓对关公的敬重、爱戴都是一如既往,不仅岁岁墓祭,而且代代相传,从未断绝,直至今日。

关公文化与荆州古城风貌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关公文化是荆州古城的灵魂。

荆州城又名江陵城,是关公建功立业、威震华夏的主要根据地。

江陵城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读史方舆纪要》 卷七十八云:“吕氏祉有言: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江陵于诸郡辅车之势,谋国者所当察也”。

历史记载,刘备召诸葛亮入川后,关公则独自镇守荆州。荆州原有旧城,年久凋残,关公遂舍弃之,于其东南邻,更筑新城。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关公北伐襄樊,麋芳任南郡太守屯江陵,因获罪害怕关公处罚而献关投降,荆州为孙权、吕蒙袭取。关公还师城下,说:“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遂引师退去。

1997年9月,荆州考古人员在荆州城南垣东端发现三国时期土城垣,即为关公筑城遗迹。东晋时,桓温将汉代旧城与关公所修新城增修补缀,接合为一,并增高加厚了城垣。目前所见之荆州城,为明、清两代所筑。

荆州古城墙外为砖城,内有土城,大部分为明末清初建筑,是我国府城中保存最完好的古城垣。因墙体保持完整,形制完备,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中国七大古城墙中排名第二,被专家们誉为“中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

围绕荆州古城,还留下了许多优美的历史传说故事及文化遗址。

荆州古城墙内垣上有三座土台,分别唤作松甲山、卸甲山和掷甲山。此“三山”之得名均与关公传说有关。

松甲山在东北城垣上,传说关公曾在此松甲小憩;卸甲山在西南城垣上,据说关公在战场上凯旋归来时曾在此卸甲;掷甲山位于城垣西北隅,相传关公镇守荆州时,听到吕蒙偷袭荆州,率兵赶回,及至城下,才知糜芳已献城投降,愤怒之下,关公脱下铠甲,猛掷于地上,故名“掷甲山”。

历史悠久绵长的荆州古城墙是荆州人民勤劳、坚强、忠义、厚重的文化代表和精神象征,也是荆州人民打好关公牌、讲好关公故事、擦亮关公名片,使关公文化成为联系两岸同胞和海外华人的精神纽带和共同的文化根基。

关公董督荆州事,叱咤风云,位于荆州古城南纪门内侧的关帝庙,相传是当年关公镇守荆州的府第故址。楹柱对联写道:“荆州形胜即中原,得之则进取易,失之则退守难,天意苍茫,莫怪公犹立马;壮武大名垂宇庙,生不为曹氏臣,死不为孙家妾,人心维系,遂令我欲登龙。”

上联描写荆州地理位置,山川形胜,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下联歌颂关公志兴汉室,忠肝义胆,历来为中华民族英雄的楷模,凝聚人心的典范。

除关帝庙外,关公还在荆州留下了“三义街”、“得胜桥”、“洗马池”、“点将台”、“跑马泉”等诸多历史文化遗址及传说、逸闻。

荆州古城风貌,因关公曾在荆州生活、工作、战斗的历史经历,及遍布荆州各处的各类文化遗址而熠熠生光。

荆州是关公成名、显灵、成神的地方,关公文化、关公崇拜、关公信仰,以极为深厚的民众基础,成为跨越时空、跨越族群、跨越阶层,包容四海,融汇八方,凝聚华夏儿女同心同德,走向世界的文化符号。

将荆州古城风貌与关公文化、关公信仰有机结合起来,让民间民俗信仰、历史文化脉络、传统道德思想、关公忠义精神,融入荆州城市的肌理,不仅留住了历史文化底蕴,也能为荆州城市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荆州的风土人情

关帝庙会 每年正月和农历 5月l3,关帝庙都要举行大型庙会,届时,荆州人在这里玩龙灯,划采莲船,骑马射箭,吹喇叭套轿子,把关帝庙内外闹腾得红红火火。荆州人敬仰、崇拜关公,已成了延续千年的习俗。当年关羽出兵伐吴获胜归来,荆州军民在大北门外敲锣打鼓放鞭炮,夹道欢迎祝捷。而今,此街仍名为“得胜街”。逢年过节,荆州人玩龙灯,耍龙的小伙子们都要先到关帝庙内拜拜关公,再沿古城街巷舞龙。荆州城生产的旅游纪念品,也有以关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如绣有关羽像的丝织手绢,印有关公的精致背包,还有关公画片、小塑像等等。荆州城内的宾馆、商店和许多民宅,多喜欢在大堂供奉关公像,有的还一日一拜。荆州的大人小孩,几乎每人都能讲上几段关羽镇守荆州的故事。关公的忠义精神,已深深根植于荆楚大地。随着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日渐频繁,随着中国和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台港澳和外国朋友来荆州朝拜关公,进香还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经常聚在荆州关帝庙,用不同的语言赞颂关公的忠义精神,给关公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荆州花鼓 荆州花鼓戏作为一种荆州独有的文化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荆州花鼓原是民间穷苦人乞讨谋生的“沿门花鼓”和薅草秧歌。这种“花鼓”是一人击鼓唱词,数人帮腔和调。近几十年来,荆州花鼓已演变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戏。1955年有一位老艺人搜集记录了花鼓戏的全部唱腔,整理出从未有过的第一套完整的花鼓音乐曲谱,并大胆地把二胡、板胡、琵琶、扬琴、竹笛、唢呐等民族乐器用来为花鼓戏伴奏,使花鼓戏结束了“一唱众和”和单纯用锣鼓伴奏的历史。如今,荆州花鼓戏充满浓郁的地方情调,唱腔悠扬、甜美、悦耳,已有《家庭公案》、《水乡情》等几十个剧目,既取材于湖乡生活,又展现湖乡风貌。在民间,男女老幼走路、劳作,不时哼唱花鼓调。有人说:“听了花鼓的哟喂哟,害病可以不吃药!”“做活不唱花鼓戏,浑身上下无力气”,由此可见荆州人对荆州花鼓戏的由衷喜爱。 鼓盆歌 《鼓盆歌》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鼓盆歌是在丧事中演唱、为丧礼的内容之一,现代俗称“丧鼓”。鼓盆歌,古代亦称“鼓缶、击缶”。鼓盆歌的起源可以元溯到《诗经》和《周易》的记载。“鼓盆"击缶”以娱乐内容和丧礼习俗的共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今主要分布于荆州市沙市区及其周边地区。沙市鼓盆歌在千百年历史中,从形成到内容不断发展变化。形式上,打击的乐器由最早的缶到木盆,再到木盆上架鼓,最后定型为单一的鼓。沙市城区的艺人现在仍保持着原生态坐唱不表演的格局。鼓盆歌的曲目内容丰富多彩,尉为壮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曲故事、民间传说、神话演义、市井习俗、风花雪月、幽默笑话、民间丑态、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现已发现曲目多达500多篇,大多数为艺人手抄本,可谓“案积如山”。沙市鼓盆歌的唱腔是以沙市地方语言为基础,本地人极易上口。“鼓”是沙市鼓盆歌中唯一的伴奏乐器,击鼓者双手持鼓槌,左手为“板”,右手为“敲”、“扎”,击鼓面的中部、侧部、边部,鼓槌有沉、浮、立、斜、平之分,构成了鼓声的丰富性特征。鼓的节奏总是在唱腔的上、下句结束前,悖于音乐拍的常理,出现强拍无重音的独特性特征。鼓盆歌是荆楚文化的一朵奇葩。它形式简单,不受地域环境之限,扎根楚文化的沃土,深受群众欢迎。 马山民歌 曾经出土稀世文物越王勾践剑的荆州区马山镇,素以民歌之乡著称。这里悠久的历史、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歌风格,被誉为荆州民歌的摇篮,在整个湖北民歌音乐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马山民歌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山民歌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流传久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扬歌”、“田歌”。战国楚襄王时期,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后,唐、宋、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关于“郢中田歌”的记载。马山民歌代表了江汉平原民歌的总体形态特征和音乐特色,具有浓郁的原生态风味。它奇特的五句成歌、句尾点题的唱词结构,是荆楚文化的一块瑰宝。“喇叭调”、“伙计调”、“ 嘚嘚调”、“叮口当调”、“哦嗬调”五大调和五句子歌更是闻名遐迩,久唱不衰,在民间广为流传。马山民歌内容涵盖历史朝代故事、生产生活知识、四季花鸟虫鱼、婚丧习俗礼仪、节日玩灯贺彩等各个方面。种类有田歌、号子、小调、灯歌、儿歌、风俗歌、宗教歌等数十种。“五句子歌”又有“喊五句”、“赶五句”、“ 穿五句”之分,曲体结构差别较大,基本旋律大同小异。荆州区在收集整理的同时还对传统的马山民歌进行了改编和创新,赋予其新的内涵,推出了以民间歌舞《车水锣鼓》、《火烧粑》、《凤鼓齐鸣》、《开秧门》、《夜渔》、《山歌唱出农家乐》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的马山民歌,使马山民歌更具时代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公安说鼓子 公安说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安说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它是和唐代的变文一脉相承的,因为“敦煌变文是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的先驱。”到了宋代,说唱艺术盛极一时,涌现了许多说唱的形式。鼓子词正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曲艺形式。宋代以后,鼓子词几番变化,经元明时期“词话”,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逐渐发展衍变为公安说鼓。清代至民国时期,公安说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说鼓艺人不断增加,曲目逐渐增多,内容也日益广泛丰富。公安说鼓,亦叫公安说鼓子。以说为主,说中带唱。说,即在本地方言声调上加以适度的夸张,有起有伏,带有韵味,富有节奏感,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吐词清晰,层次分明。唱,一般是夹在每个小段落的结尾处。往往是在一段有韵律的说白之后,以两句唱腔来结尾,收腔后用唢呐重吹一遍下句的旋律,打一阵鼓,然后再起下一个段落。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唢呐牌子两部分。唱腔曲牌又分为主腔、花腔和哭腔三类。公安说鼓的传统曲目,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一是取材于街谈巷议,闾里琐事,笑话趣闻;二是来源于民间传奇故事;三是来源于武侠及历史演义小说。此外,也有从地方戏曲和外地曲种中移植的。公安说鼓采用鼓和唢呐配合伴奏,乡土气息浓郁,极富表现力,具有独特的乡土风味和艺术特色;公安说鼓这一文艺形式形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流行于民间,因而具有民俗学价值。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吹奏牌子,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经过百年来的积累衍变,已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曲牌,因而具有音乐研究价值。 松滋说鼓子 松滋说鼓子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现存资料考证,松滋说鼓子原名“说古书”,由元、明朝的“词话”演变而来,并逐步形成一种民间说唱形式。清同治年间(1862年前后)开始在松滋境内的大岩咀、西斋、街河市、纸厂河一带流行。鼓书说唱经过历代艺人们的传承和不断改进,已经有了长足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曲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说唱乃至表演伴奏乐器作了进一步改革,韵白采用本地南面方言,说唱并重;音乐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调;伴奏除唢呐外,还增加了管弦、弹拨乐器。使得演唱、音乐、击鼓于一体,成为独具风格的民间奇葩,深受群众欢迎,在湘鄂边界尤其是松滋境内广为流传。松滋说鼓子曲目丰富多彩,尉为壮观。街谈巷议、民间琐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剧故事、神话演义、风花雪月、幽默笑话、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松滋说鼓子”是松滋的地方曲种,采用的是方言俚语,起初是以说为主,在末尾一句或两句加上唱腔,并以松滋“南五场”的地方语言为基调,乡音土调,幽默诙谐,通俗易懂。说古书在松滋已流传上千年,古人由于文化生活贫乏,茶余饭后听“说古书”,可谓是一种精神依托,人们对这种听书的习俗有一定的依存性。特别是乡音土调使人备感亲切,人们爱听、爱学、爱唱,由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啰啰咚 “啰啰咚”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监利自古属江汉楚地,尚楚风,作楚声。“啰啰咚”主要是以演唱民间戏曲唱本为内容。属接力式的传声唱法,曲式结构具有复调音乐的特色和“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点,俗称“打和声”。“啰啰咚”的发音是监南地区的方言,处于西南官话和湘鄂方言的过渡地段,开口呼的音节占所有音节的一半。在民歌音调中监南和洪湖东,这是鄂中、鄂东南、湖南冻庭几种语言音调的汇合之处,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歌词的结构类型可分为:简单的一句子结构、较复杂的多段体结构。监利以第二种居多,这种结构形式,新颖别致,此起彼落,博采口语,妙趣横生。构成了“啰啰咚”歌词的艺术特色。“啰啰咚”在音乐上自由的节奏,悠长的旋律,使它具有平原地区山歌风的特点:行一般以四、五度跳进为其特征;句法上构成先扬后抑的旋律线;上在高音区运用富于色彩性的“偏音”。“啰啰咚”在监利文化历史环境中,在长期农耕生活和稻作劳动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一种文化形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民间传承性。“啰啰咚”曲调高亢悠扬,旋律抒展自由,有“无伴奏自然和声”的特点。“啰啰咚”是平原地区唯一的具有山歌特点的原生态民歌,运用大量的衬词衬腔,在调式调性及曲式结构上具有复调音乐特色,有很高的艺术研究价值。 荆河戏 荆河戏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北荆州地方传统剧种。系以本地弹腔吸收昆腔和高腔的优点融合而成。明代永乐二年(1404),沙市已有荆河戏演出,时称“楚调”。万历四十三年(1615)袁小修曾看楚调《金钗》演出。晚清至民国年间,著名戏班有“三元班”、“泰寿班”。现今茶社、酒馆亦常有当地“围鼓”班子为群众清唱。荆河戏有南路、北路、子母调(南北反)三大腔调,板式有导板、三眼、原板、摇板、三流、平板、一流、慢二流、流水等,行当有生、旦、净、末四种,乐队分文场、武场。常用曲牌约150支,堂曲150支。荆河戏表演重做功,讲究“内外八块”。唱词及念白以荆州口语为基础,京白、苏白、川白夹杂其中。以武功戏见长,尤以各种姿态的“拗军马”、“抖壳子”最具表演艺术的独特风格。荆河戏是荆州及鄂西群众最喜欢的剧种,民谣称“汉腔偏是客帮重,调爱荆河本地哥”。荆河戏传统剧目极为丰富,保留下来的有“三杀”、“五图”、“十二山”以及《大回荆州》、《打黄盖》等500余本。研究荆河戏的兴衰对揭示戏曲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习俗,与人们的心理、文化需求的关系,与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的认同,有着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荆河戏经过荆河艺人们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其剧目,声腔,音乐表演等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因而荆河戏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荆河戏故事叙述流畅,人物刻画细腻,道白准确生动,唱词形象精彩,具有很多的文学价值。研究荆河戏的声腔,曲牌,锣鼓经,乐器使用,演奏技巧等,破译音乐旋律中的密码,对解读戏曲音乐、声腔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作用。 松滋滚灯舞 松滋滚灯舞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滚灯,是我国花灯艺术中纸灯的一种,源于江浙一带,由于历史上人口大迁徙传入湖北松滋。史籍灯节起于汉、隋、唐有群众观灯游乐活动,以后愈盛。八宝东岳乡民间艺人刘守玉的父亲刘鲁成,在解放前就曾用滚灯形式为四邻乡亲们贺新年,讨吉利。新中国成立后,刘守玉把她父亲当年口授于她的滚灯舞传承讲授,使这一民间艺术流传至今。1978年,词曲经整理改编后,收入《湖北民间歌选》;1980年,选入《中国民间歌选》(上海出版发行)。滚灯舞以“拖、戏、晃、摆”为主体动律,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生动活泼、祥和喜庆。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对“团、圆、亮”的美好心愿。滚灯舞表演时,打击乐起着贯穿,烘托、连接之作用,它由鼓、大锣、大钹、马锣、小锣五件击乐组成。鼓(冬)音色热烈、厚实;大锣(广)音色深厚,奔放;大钹(且)音色稳健,明快;马锣(得)音色开朗、活泼;小锣(太),音色清脆、悦耳,合奏起来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击乐音响体,独奏时又可充分显示击乐本身的特点和性能。“滚灯舞”是根据松滋自古已形成“正月十五闹花灯”玩“滚灯”的传统习俗演变而来的,一般都在元宵节前后进行,它具有民间习俗的传承特征。“滚灯舞”选自别具一格的松滋乡土击乐音响,特别是马锣起着指挥、协调作用,并贯穿于整个舞蹈的始终,锣鼓点谱主要有:花锣、长锤、大小收头、乱锤、滚头子等,演奏时随舞蹈的变化而变化,时轻时重,快慢交替,节奏鲜明,气氛热烈,使整个舞蹈场面更富活力,具有浓厚的乡土特征。“滚灯舞”舞蹈通过表演者采用“推、拖、戏、晃、摆”等动律,加之大小“圆场”,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的场面,因而极具审美特征。 挑担围鼓 “挑担围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挑担围鼓”俗称“挑鼓架子”“打踩街”,是可以行进演奏的一种民间吹打乐演奏形式。先秦时期,古楚乐盛行,已八音俱备,凡重大庆典、祭祀、宴乐之举,必有鼓乐演奏。汉唐以来,荆州民间吹打乐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运用十分广泛,南北朝时期直至宋代,荆州民众于腊八日举行“驱傩”民俗活动时,“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人们敲锣打鼓,走街串村“以逐疫”。唐宋时期,泊于沙市长江码头的船只,有击鼓鸣锣开船的习俗。南北朝以来,沙市龙舟所用击节之乐器便为鼓、锣、马锣。入宋,“唐代俗乐,盛传民间,”宋太祖赵匡胤平定荆南,曾从其都城江陵得精艺乐工32人纳入教坊乐部。明代荆州王府所用之乐曲及演奏方式,对“挑担围鼓”的影响极大。“挑担围鼓”演奏和乐曲一部份源于明、清散曲和套曲,一部分为荆楚民间音乐。清代,荆州城为将军府所在地,据“挑担围鼓”老艺人讲,过去荆州的将军出行,都用“挑担围鼓”演奏。“挑担围鼓”主要是在荆州市的中心城区及公安、江陵等地。市内各条街巷如:梅台巷、杜工巷、胜利街、拖船埠等等,都有各自不同的挑担围鼓。市郊如:跃进村、张沟村、连心村、同心村、三板桥村、草市、岑河。曲牌的种类主要分为上字调、六字调、正宫调及洋盘等几种类型。如表现曲调低回的“上字调”曲牌“大红袍”,表现曲调婉转的六字调曲牌“唢呐皮”,表现曲调高吭的正宫调曲牌“风夹雪”,以及洋盘曲牌“闹龙舟”等都是挑担围鼓曲牌的代表作。乐手们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曲牌进行演奏,如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工商庙会节日(布财神会、轩辕会、土地会)和民间喜庆礼仪(婚庆、寿诞)等多用正宫、六字、洋盘等曲牌。白喜事(丧事)多用上(合)字,六字、洋盘等曲牌。“挑担围鼓”自清代早期在民间形成基本形态流传至今,演奏曲目丰富,乐器独特,道具工艺精美,其保护、传承价值和研究价值极高。 跳丧鼓 跳丧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丧鼓,唱孝歌,这种民间风俗几乎流行全国各地。旧时习俗,成年人死后要在家“停灵”三至七天;守灵时,不仅灵前要灯火通明,而且往往要请会唱孝歌的歌师击鼓唱歌,通宵达旦,彻夜不息。绝大多数地方唱“孝歌”都是只唱不跳,惟有荆州及鄂西地区是又唱又跳,故名“跳丧鼓”。跳丧鼓的表演通常是在死者的灵堂内夜间进行。一般是在灵堂中央放一张方桌,俗称“歌台”,三名歌师中有一人坐在歌台旁边击鼓,鼓径二尺许;另二人则一手持铜钹、一手持竹筷在歌台前边边歌边跳。跳丧鼓具有完整的表演程序和成套的唱腔及舞蹈动作。先由击鼓的歌师(一般是长者)击鼓三通,并高声“叫白”,念一些哀悼之词,表示丧歌开台。击钹的歌师则由歌台两边出场,想死者灵位弓身拱手,然后就开始按照鼓点节奏边击钹、边舞蹈。鼓声一停,舞步则止,跳舞的歌师就开始唱孝歌,击鼓歌师负责帮腔。唱完一段再跳一段,跳完一段又唱一段,循环反复,直至天明。在表演过程中,丧家要不时燃放鞭炮,烘托气氛。跳丧鼓唱和舞的节奏由鼓师掌握,唱则一拍一鼓,舞则一拍四鼓,舞师在舞蹈过程中要和着鼓点击钹。拿钹的方法很有讲究,一般都近似“端碗”,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缠紧铜钹上的绸带,再用拇指控制钹的发音,拇指与钹分开时击钹,声音清脆明亮,称为“明击”,拇指顶住钹敲击,声音沉闷,称为“闷击”。每段击乐有五小节。跳丧鼓的鼓师和舞师均为男性,舞蹈动作刚劲有力,主要舞步为“颤步”(俗称“一步三颤”),其它的舞步还有“四大步”、“滚身子”、“吆耶嗬”、“风摆柳”等,这些动作均源于生产生活,如“扯萝卜”、“倒线耙子”等,也有模仿飞禽走兽的姿式,如“老鹰散翅”、“吊鹰掌”等。

“全球最大关公像”正式搬家,建成花1.7亿,为何花巨资建立这座关公像?

 目前全球最大关公像建成在湖北省荆州市,但由于关公像重量太重导致地基下沉,而且景区收入票房非常惨淡,因此根据实际情况让关公像搬家迁移到新的地方,这样才能让关公像重新发挥真正的价值,当初之所以会见这座关公像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能给荆州市带来旅游人气。

因为湖北荆州市经济发展这些年速度有一些放缓,而且人口流失越来越严重,所以为保证城市转型升级成功,进一步拉动旅游人气,才会打造全球最大关公像,希望通过打造关公像,给荆州市带来一丝转机,也能让这座城市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但是好景不长,这座关公像完成4年后,整个景区收入仅仅1,300万元,根本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所以必须要把这座关公像给转移其他地方。

第二:能带动当地的发展。

当初的考虑非常完美,因为这座全球最大关公下肯定能起到非常好的宣传作用,而且也能带动城市的旅游业发展,城市的旅游业一旦兴旺发达起来那么将会加快城市的其他行业发展这对于一座发展中城市而言,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机遇。

第三:想要打造一座地标性建筑。

湖北荆州市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地标性建筑,而打造全球最大关公像,会让锦州市有一座地标性建筑物,这对于提升城市名片,展现城市实力非常有作用。

总结:我认为浪费这么多钱去打造一座地标性建筑物,而且还处于赔钱状态,就应该把这种项目及时停掉。因为这种建筑物只会劳民伤财,而且还会破坏当地的文化,因此在做这种城市规划之前,一定要多方面考虑,这样才能把损失降低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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